先秦的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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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时代，神话传说的成分较多，然而从其中也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的情形。“三皇”最通行的说法是指燧人、伏羲、神农三位圣人。关于燧人，已不可考，不过从其名号可以猜想，当时人们似乎已进入了“钻木取火”的时代，这对于以食为天的原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伏羲、神农，则各是两大系统。伏羲在东、南方位，神农在西、北方位。伏羲属蛮夷系统，据说他发明了八卦，而这个“八”正是许多东方民族的圣数（如鲜卑、契丹、满洲、曰本等皆尚八）；神农则属戎狄系统，他的部落联盟可能以原始汉藏成分为主，也不排除有一些原始印欧或阿尔泰成分。稍後，这两方面似乎都发生了势力更替，从西边来的黄帝取代了属于神农系统的炎帝（一说炎帝即神农），而南方的蚩釉烩时也强盛起来；黄帝战胜蚩尤，于是成为中原一带的霸主。传说黄帝统治期间发明了许多东西，例如养蚕制丝就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而我们文化的承载物汉字则是由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也许後世的汉语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从而奠定了其归属于汉藏语系的根基。由传说的遗迹我们可以发现，黄帝的根在西方，例如黄帝陵是在陕西一带，而黄帝频频活动之处的崆峒山等地也都在宁夏、甘肃一带，所以，原始汉藏人的根源很可能也就在甘青宁一带，被尊为华夏人文先祖的黄帝所率领的部落其实是原处黄河上游的原始汉藏部落向东迁徙进入黄河中下游的一支，而未东迁的部落，大部分留居原地形成羌人，至于另外一支汉藏大族——青藏高原上的藏人的形成，则是较晚近的事情了。黄帝对後世影响巨大，以至于後来许多入主中夏的异族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其实他们和黄帝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周人源出西戎一说，历来不为史家重视，殆因其有悖于华夏正统观念。然而，文献与考古都昭示我们，周人的祖先并非华夏，而是与西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先周文化的追寻与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周人的祖先曾经长期在农业与游牧中徘徊反复，这正暗示我们，先周部落即使出于华夏，也是处于接近戎狄的边缘地带，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较大影响。被认为有可能是先周文化遗存的晋西北的光社文化就显示出许多与华夏文化迥异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其属于非华夏系统的文化（邹衡），林梅村更提出其可能是与同为吐火罗人的犬戎部落通婚的高辛氏部落的文化遗存。周人迁至泾渭流域之後，逐渐转为定居务农，但此时它周围的部落无一不是西戎，西、北方向更是居于安定、平凉、固原一带的属于吐火罗人的强大的犬戎部落，同时周围还有不少戎族小国，都同犬戎有婚姻关系。最能揭示周人祖先之西戎出身的，无疑是其始祖传说。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显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为阴、阳之别），而羌人正为西戎的一支。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羌人”一词，与传统的提法在含义上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所谓的羌人，多是指汉代以後的西羌部落，那其实只是羌人发展程度更低的、後起的一支，主要居于河湟之间，因先前同他族接触较少，故血统较纯，更倾向于属黄种人的汉藏一系，由于这支羌人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与汉人争战不已，所以汉人後来便将他们视为羌人的代表；而在先周时期，羌人则属于西戎，同殷商甲骨文卜辞中频频出现的“羌方”以及商周时期见诸文献的“羌戎”、“姜戎”等近似，都属西戎中的一支，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汉藏部落，而是带有或多或少的印欧血统。这一点从周、羌同犬戎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周人在始祖时期即与姜姓羌人世为婚姻，姜姓为炎帝氏族的後裔，周人则自托为黄帝氏族的後裔，姬姓，传说两姓同源而异流，因此周人祖上必与炎帝族的羌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从姬水、姜水的地望来看，这一支羌人从一开始就并非纯粹的汉藏部落，很可能杂有来自西、北的印欧因子；周人立国後，犬戎颇强盛，周与犬戎时战时和，并同一些附属于犬戎的小国建立了婚姻关系，例如，时常与周人通婚的有辛氏就以盛产美女而著称，而辛国实为犬戎的支族，可能都属吐火罗人。羌人在文化上也接受了许多印欧人的风俗，例如葬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羌人是实行火葬的，案火葬并非汉藏人的习俗，而是出自印欧人，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由于葬俗的关系，羌人乃至西戎人的遗骨很难保留，今天确定为先秦羌人文化遗存的一些考古遗迹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都位于河西走廊，期间发现了不少装骨灰的陶罐，但遗骨则很少，仅有的几个经鉴定认为是“蒙古人种”，但这大约并不是实行火葬的羌人的遗骨；而其他的文物遗存则同新疆地区的许多已确认属于印欧人遗存的文物的风格更为类似，因此，羌人同印欧人的密切关系在考古发现上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证据。综上所述，无论从出身还是後来的发展上看，周人都是离不开印欧与汉藏因子交杂其间的西戎人的巨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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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与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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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人和中原的交往因地理原因，跟秦国交往最多，周厉王时犬戎势力强大，逐渐向东扩张，周宣王命非子之孙秦仲为大夫讨伐犬戎，结果战死。秦仲孙襄公护送平王东迁，平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了秦。以后，秦不断和戎狄斗争，扩张了土地。襄公的儿子文公战败犬戎，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渭水交汇处建都，到宪公（文献中作宁公，据《秦公钟》铭，可知宁乃宪之误）时，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东），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鲁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向西灭邦、冀戎（在今甘肃天水市附近），建立了县制，次年灭小虢（在今陕西宝鸡市附近）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这种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冶铁技术的发达，为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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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公迁雍以后是宣公（公元前675�664年）和成公（公元前663�660年），在此十几年间，秦国对戎狄的斗争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到了秦穆公时，便积极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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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死，太子��继位，是为襄公。秦穆公乘此机会，派孟明视（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带兵侵郑。秦军经过周到了滑国，遇到去周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弘高和奚施。他们知道，秦国来意不善，弘高一面派奚施向郑君报告消息，一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而且假托郑国君命说：“寡君闻吾干将步师出于敞邑，敢犒从者。“郑穆公得到奚施报告，派人去侦探秦国驻的客馆，知道他们确有侵略阴谋，便说：“吾子淹久于敞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闲）敞邑，若何？”孟明视得知郑国已有准备，“灭滑而还”（均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但秦军行经肴地（今河南浴宁县西北）时，碰到晋军和姜戎的夹攻，秦师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西乞、白乙等，被晋俘获。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晋将狼瞫率领人马首先冲进秦阵，打乱对方阵势，随后掩杀，秦军大败而逃。晋人嘲笑秦国说：“这是一次“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过了一年，秦穆公亲自领兵伐晋，渡过黄河便烧掉乘舟，表示不胜不回。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不敢应战。这次战争秦国虽然得胜，但是秦国力量终究不如晋国，特别是晋国占领了被称为“桃林之塞”的秦国门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接陕西潼关县界，这就是后来秦国的函谷关），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所扼，穆公乃用由余向西方戎狄地区发展，遂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至此，西戎一蹶不振，永为中原附属了，部落也四下散去，或被其他民族吞并，或迁徙他地，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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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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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经过先秦一段很长时间的迁徙分化，进入中原的基本上与华夏族融合，但仍保留着自己的特点，被称为羌人的主要集中在河湟、塔里木盆地以南至葱岭西域地区、陇南至川西北一带。其他诸羌事微，不足言，所以在这里我们单说河湟羌。

汉代称以河湟为中心的诸羌为西羌。青海河湟地区系羌族发源地之一。部落繁杂，人口众多。史称“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除爰剑支系以外，尚有20余种。至西汉末东汉初，有的向甘肃、陕西西南迁徒。其中居住在陇西（治今甘肃省临洮县）、金城（治今甘肃省永清县西北惶水南岸）二郡及其塞外的，有先零、烧当、勒姐、当煎、当阗、封养、累姐、彡姐、卑湳、狐奴、乌吾、钟存、巩唐、且冻、傅难等部落。在上郡（治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的，有全无、沈氐、牢姐诸部落。在西河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县境，东汉移治今山西省离石县）的有虔人、卑湳部落。徙置安定郡（西仅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汉移治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的，有烧何部落。还有西起青海湖，东及今甘肃省临夏县的羌和罕羌（�饲迹┑取２还�，这些部落往往与其它民族错居杂处，呈大分散小聚居状态，其中有一地先后有不同部落而居者，亦有一部落而分数处而居者。汉代河湟羌等仍以牧为主，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
　
　　西羌所居区域，属于西汉统辖范围，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和战无常。西汉初，匈奴强大，冒顿单于曾“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当时汉王朝初建，无力对匈奴实行反击。匈奴为切断汉朝通向西域的道路，并从东西夹击关中，力图南下连结羌人酋豪。而汉王朝则将隔绝匈奴与羌之联系，作为一项重要的防御措施。汉景帝（前156—前141）时，居住在惶水流域的羌人研种留何等不堪匈奴贵族的奴役，“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即在今甘肃省南部的岷县、临洮一带与汉人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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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汉大将霍去病出兵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向北深入2000里，迫使匈奴浑邪王投降。为了保证西域通道及“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先后在河西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与此同时，筑令居塞（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北）；并向湟水流域进军，于今西宁市建立特别军事机构西平亭，西平以西设临羌县（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破羌县（今乐都县东南）。将这些地区正式纳入汉朝统治范围之内，有利于河西、河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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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汉、匈对青海及河西走廊的争夺仍在继续。匈奴贵族和羌人酋豪不时通谋，联合反对汉朝。前112年（汉元鼎立年），青海地区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等解仇结盟，合兵10余万，进攻今居、安故（今甘肃省临洮县南），并围枹罕（今临夏市）。而匈奴与之配合则派大军“入五原，杀太守”，声势大张。汉武帝刘彻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10万讨伐，羌人大部分降汉。为了加强对羌族的控制，汉武帝一方面对其酋豪封授侯王，如先零羌杨玉被封为归义侯等；另一方面，于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部分羌人在战乱中“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河西地空”，汉朝开始大规模移汉民前往屯田，以隔绝羌胡。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从陇西郡中分出金城郡，汉宣帝刘询时，又增设允街、河关县。并设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统辖归附羌人。在边郡县设有障塞尉，主防羌胡犯塞，有的兼管降羌的塞上屯田，另外设有督邮、诏假司马、将侯行事等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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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措施，并未能阻止匈奴贵族与羌人酋豪私相往来，再加上有些汉官对西羌任意欺压，汉羌矛盾很尖锐。先零等羌酋佯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乃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前62年（汉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并盟誓，将欲寇边”。而汉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时，又恃强大肆屠杀，“召先零羌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激起羌人怨愤，不仅先零、罕、等部纷纷起兵，连原降汉的杨玉等部也继踵响应，集众5万人，北上攻金城。汉宣帝调关中和陇右各地兵6万，由后将军赵充国率之前往镇压。

　 前61年（汉神爵元年），赵充国至金城，一方面力攻其为首而又势强之先零羌，并驱之至青海湖附近，“卤（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另一方面对罕、羌采用争取瓦解政策，并宣布：“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灭亡……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这样就瓦解了其联盟。5个月内，结束战争，汉兵渡过黄河、湟水，而先零羌受重创。据赵充国奏：“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或不免虚报夸大其词，而羌人损失很大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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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充国为了稳定西羌的局势，提出罢兵屯田的主张，经汉朝大臣反复争论，卒得实行，吏载“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然仅一年市罢。汉朝对归降之羌族豪酋采取羁縻政策，封若零、弟泽为“帅众王”，离留、且种、阳雕为“侯”，儿库、良儿、靡忘为“君”，并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受属国都尉监督。
　
　　汉元帝刘奭时（前48—前33年在位），又向彡姐羌用兵。前42年（永光二年）秋，陇西乡姐羌等7种羌3万众举兵反。汉右将军冯奉世率12000名以屯田为名前往弹压，为羌人所败。汉再发三辅、河东、弘农越骑等及别种羌呼速絫、嗕种共6万之众击彡姐羌等败之。西羌屡挫，汉王朝乘机派军驻守。史称“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西夷宾服，边塞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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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末，王莽为了粉饰太平，于公元41年（汉平帝元始四年），派中郎将平宪等待重金诱当时游牧在西海（青海湖）一带的卑禾羌首领良愿将本部12000人西迁，“居险阻处为藩蔽”，而“献”出鲜水海（即青海湖）及允谷盐池“平地美草”之地。王莽遂置西海郡，辖修远、监羌、兴武、罕虏、顺砾五县，郡治为龙耆城（一作龙夷城，今青海省海晏县），“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当时西海郡成为王莽政权流放犯人的场所。两年后，西羌庞治怡、傅幡反攻西海郡，欲夺回故土，被王莽遣护羌校尉窦况所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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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羌人

东汉对羌人，一方面实行镇压政策，另一方面强迫迁徙，以分散其力量。如公元35年（东汉建武十一年），陇西太守马援将游牧于大榆谷（今青海省贵德县东黄河南岸一带）的先零羌徙至天水、陇西、扶风三郡。58年（东汉永平元年），强迫迁移烧当羌“七千口置三辅”。101年（永元十三年），护羌校尉周鲔及金城太守侯霸又将塞外降羌6000余口强迁至汉阳、安定、陇西诸郡。因此，羌人至东汉安、顺二帝时，已出现了西羌与东羌的区分。西羌是泛指居于陇西、金城塞外的羌人，亦称塞外羌。胡三省在解释东西羌时说：“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西羌。”实则西羌仍是原来的西羌，而东羌系指被内徙的羌人。据马长寿考证，东羌应分为二：一部分是西汉时随匈奴而来的“羌胡”之羌；又一部分是东汉时从金城、陇西迁入的西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相当今陕西省关中地区）之羌绝大多数来自西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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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对边郡羌民设官置尉进行管辖，而汉兵的戍边屯田又往往侵夺羌民的耕田和牧场，稍有不服，则出兵镇压和掠夺。内迁的羌人，“与华人杂处，族类藩息”，受到东汉官吏及地方豪强的奴役，苦不堪言，因而奋起反抗。东汉初，司徒掾班彪论述凉州郡县侵凌降羌，导致降羌反抗事件时就提及：“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其中大部分羌族“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是汉族豪强以羌民为部曲或兵丁，驱使其耕牧及打仗；同时，边塞将吏的残酪剥削和压迫，使羌民不断爆发起义。东汉时，东西羌及白马羌的起义前后达50多次，其中大规模的有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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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为77年（建初二年）至101年（永元十三年），由于汉代统治阶级不断侵夺河湟地区的西羌耕地和牧场，将其赶入贫瘠苦寒的山野；还无故逮捕羌族首领，随意掠夺羌妇女为妻妾，因此，河湟地区以烧当羌为首，联合封养、烧何、当煎、当阗、卑湳等，并与湟中月氏胡、张掖卢水胡联合掀起了长达70余年的羌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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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为107年（安帝永初元年）至118年（建光元年），延续12年，东汉王朝集兵50余万，耗资240亿。水初元年，东汉王朝遣骑都尉王弘强征金城、陇西、汉阳3郡数千骑兵出征西域。途远羌人愁怨，至酒泉，多逃散，各郡发兵截之，毁其庐舍。各地羌民和戍兵集中在张掖郡曰勒县（今甘肃省永昌县西），揭竿而起，攻亭堠，杀官吏，展开以北地、安定、陇西为中心的起义。“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并、凉）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东汉王朝即调5万兵会于汉阳，分路出击，滥行屠杀。而羌民“归附既久，无复器甲”，乃，“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终于击败东汉5万之兵。先零羌的酋豪滇零，趁机于北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西南）建立政权。众羌推滇零为“天子”，封官授印，以下奚城（今宁夏灵武县东南）为都城。招集武都郡的参狼羌和上郡、西河的羌胡共同作战，并联合以杜琦为首的汉族农民起义，攻取上邦城。势盛时，北据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郡；东至河东、上党、河内；西有陇西、汉阳二郡及金城郡东部；南抵汉中郡西南。此次起义长达12年，建立了羌人第一个政权，给东汉王朝以很大打击。
　
　　第三次为公元140年（东汉顺帝永和五年）至145年（永嘉元年），金城、陇西的且冻、傅难诸郡羌与安定、北地两郡的罕羌、烧何羌联合反对汉朝官僚贪污暴行的斗争。历时6年，东汉王朝集兵10万，耗资80亿。千139年（永和四年）以虐刻横暴著称的耒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到州之曰，多所扰发”，激起羌人再度起义。次年，“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东汉派马贤为征西将军，率10万兵屯汉阳，并于扶风、汉阳，陇道筑坞壁300所，分别镇压起义军。羌人采取避实就虚，迂回包抄的策略，并于141年（六年）春，激战于射姑山，大败汉兵。继而，北地、安定之东羌与金城、陇西之西羌会师，分三路出击：东路由巩唐羌先攻陇西，旋攻三辅，毁汉皇室陵墓；北路罕羌攻北地，败北边太守贾福和武威太守赵冲所领官军；西北路军由众羌的八九千骑组成，攻武威郡；三路挺进，震撼凉州和三辅。东汉采取瓦解利诱、各个击破的政策，迫使罕羌邑落5000余户归降，旋歼据守于参（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北）北界烧何羌3000余落，其它各部落万余户羌民义军亦相继归降。144年（建康元年）春，虽发生令居护羌校尉营内从事官马玄参加羌民起义，“将羌众亡出塞”的事件，但很快被代理护羌校尉卫瑶等追击，“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至145年（永嘉元年），又有离湳、狐奴等5万多户羌人投降，使这次起义最终瓦解。
　
　　第四次为159年（延熹二年）至169年（建宁二年），陇西烧当等8种羌、安定先零羌、上郡沈氐、牢姐等羌先后在并、凉及三辅展开反暴政斗争。历时11年，耗资44亿。159年（延熹二年），东汉以残酪镇压山东农民起义而著称的段熲为护羌校尉，东西羌起而反抗，合力攻并州、凉州及三辅，官军每战辄败，段熲几丧命，被免护羌校尉之职，另派庸弱无能的胡闵充当校尉，羌族起义规模更扩大。东汉又派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皇甫规从历次羌人起义的原因分析中窥知：“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酋豪泣血，惊惧生变”。上任后，奏斩“受取狼籍”、“多杀降羌”、“不遵法度”的官吏，以收民心。“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但皇甫规竟以“货赂群羌”罪名被贬。
163年（东汉延嘉六年），重命段熲为护羌校尉。段熲更加凶恶地推行屠杀政策。次年春，封缪、良多、滇那等羌酋豪355人被迫率3000落降。165年（八年），段熲又出击勒姐、当煎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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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年（建宁元年））段熲在泾阳（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击败东羌，羌人撤入汉阳山中。次年，汉兵进入穷山深谷，屠杀近2万人，招降4000人，被分别安置于安定、汉阳、陇西3郡，东羌起义斗争以失败告终。5年间，段熲等“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百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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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为184年（中平元年）至189年（六年）以金城“义从羌”、陇西先零羌为主爆发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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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冬，继关中黄巾起义之后，金城、陇西、汉阳三郡发生了北地降羌先零羌、湟中义从胡、凉州义从羌以及少数汉人官吏参加的联合起义，众10余万，攻下不少郡县，前锋曾抵达三辅的西部。最后由于羌人起义军内部分裂和有些将领降汉而使斗争受到挫折终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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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人起义斗争前后延续10O余年，虽然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组织比较松散，力量对比悬殊等原因，被东汉王朝残酪地镇压下去，但对推翻腐朽统治的东汉王朝，起了促进作用，迫使其“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曰耗千金之资”。仅第二、三、四次耗资即达360余亿，无怪乎范晔于《后汉书》中惊呼：“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羌人的发展演变

羌人的发展简单来说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进入中原，与中原民族融合，形成中华民族；二是北上青藏高原，形成吐蕃诸部；三就是留在西域原地，分为诸戎，但此部的生存状况最为恶劣，因而也最是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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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人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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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的经济么，和我们印象中的一样，主要就是依靠游牧，到后来农耕有所发展。《后汉书·西羌传》载：“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相传西羌农耕，是从无弋爰剑开始的。爰剑被秦掳为奴，在秦地学得农耕和畜牧技术，逃回河湟，传授给羌民，改变了原始射猎生活，史又载：“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曰益众。”可见公元前5世纪即战国秦厉公时已有农耕。至汉代开辟许多农田。据赵充国公元63年（东汉元康三年）疏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尤其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更适合农耕和畜牧。烧当、先零、卑湳等羌先后据有其地，因以富强。公元93年（东汉和帝永元五年），护羌校尉贯友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102年（东汉永元十四年），东汉统治者利用羌民已经开辟的土地为基础，在逢留河南北两岸（今青海省共和、贵南、贵德、尖扎等县境内）继续屯田，共建三十四部。公元107—113年（东汉永初年间），西羌夺回上述各郡，继续进行农耕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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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河湟地区外，凡羌民迁徙所及之地，即种麦麻，以充衣食之源。陇西、北地、南安、沓中等地羌民皆种谷麦。如公元34年（东汉建武十年），汉将军来歙率军，大败营堑自守之陇西郡五溪聚（今甘肃省渭源县东南）的先零等羌，掠获羌谷数十万斛。永初年间先零羌滇零在北地郡建立政权，羌民在灵州的丁奚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东）附近开辟了许多农田。畜牧业在羌族中仍居于重要地位，分游牧和定居畜牧两种。如婼羌，随畜逐水草，过着游牧生活；与射猎、采集联系在一起的，大半过着游牧或半定居生活。直至近代，青海、四川西北一些已藏化之羌人，仍以游牧为业，随季节而迁徙。西羌家畜马、骡、驴、牛、羊等，既是生产、运输工具，又是衣食之源，故“以畜产为命”。畜牧业相当发达，各部落的牲畜动辄以万计，东汉经常借故出兵掠夺，以致西羌“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如西汉时赵充国击败先零羌，“卤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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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人的手工业亦达到一定水平，除制造曰常生产、生活用品外，还能制造车辆及武器。西羌在西汉时已经使用铁矛、弓箭等武器，除从战争中掠得以外，大多为羌人自己制造，其品种有铠、弩、刀、矛、战楯、匕首等。魏晋南北朝时，凉州河湟地区羌民还与汉人等参与各种城镇和桥梁建设，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崀城以及吐谷浑之河厉桥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劳动。同时，对外交流亦逐渐增多。东汉初年“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曰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至丰积”。羌人用畜产品与汉族商人交换布、茶、粮食及非铜、铁的手工业制品等。同时还与西域、西南夷、匈奴等进行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