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东部，从东岳泰山周围到东海沿岸的这块土地上，自古便有人类生息繁衍。如果不计阶段性的群体构成差异，权且按习惯上的上古族系称谓浑言之，这些古人类可统称之为东夷。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亦即近时大家习称的东夷文化或海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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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民族的渊源，据现在所知的考古资料，已可上推到大约与北京猿人同时的沂源猿人。考古发掘越来越证实，东夷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在鲁中泰沂山区，迄今所见沂源猿人化石及其后继者的旧石器遗址，几乎全都集中在泰沂山脉中段。此后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东夷人”逐渐由山岭移居平地，下至距今３－１万年前后，已出土的细石器遗址成群分布在沂、沭河两岸的平原、台地和低山丘陵谷地上，从两河上源一直延伸至苏北。以类型复杂的细石器为标志，“东夷人”这时大概还处在农耕文化的前夜，以陶器言之则属于先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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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民族的新石器文化，目前已确定下来的考古学谱系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３个前后相连的阶段，大致从距今八千年上下至四千年上下，其发展速度是大大异乎寻常的。北辛文化时期，原始农耕已有所发展，磨制石器日趋精细；而村落和半地穴式圆形房屋的建筑表明，这时东夷人早已走向定居生活。与此相应的是多种类型的泥条盘筑陶器大量出土，可用以印证东夷人熟食技术的进步和饮食结构的改善棗这点对促进人体的进化和文化创造的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起的大汶口文化（约自距今６５００年至４５００年前后），是东夷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发展阶段；特别是它的中后期，在总体的成熟程度上，不少学者认为超过中原仰韶文化。除了与各地同时代文化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制作是格外高明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鸟造型的袋形三足器棗陶，这种器物一向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炊煮，而是被作为祭器使用，把它与黑陶高柄杯（一般认为是酒器）等组合起来看，可以窥见东夷民族以宗教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之早熟。大汶口人的玉器制作、雕刻和雕塑艺术也是相当发达的，以之与制陶业等汇总考察，可以形象地再现当时东夷民族社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龟甲的出土，反映出东部地区起源久远的占卜之风。方形或长方形房屋的建筑形式大致定型，不仅有众多的村落遗址，而且还出现了成批的大规模聚落中心，近年还在鲁西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城。另有十几例陶器符号出土，它们的结体极似后来甲骨文、金文的构造，被认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萌芽形态。这些都表明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文明因素已积累甚厚。下及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区内单元文化的进一步组合日趋显豁，迄今在鲁西和鲁北已发现的多组古城池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时东夷民族的陶器制作，最以精美的“蛋壳陶”（一种薄如蛋壳、通体内外黑亮如漆、质地极纯的黑陶高柄杯）著称，陶亦发展出多种极具艺术美感的新形式。玉器制作有专门的作坊，占卜龟甲开始钻灼。文字发展的线索尚须进一步追寻，已公布的丁公陶文看上去相当草率而成熟，是否即是东夷龙山文字，目前还有争议。小型铜件也屡有出土，但尚未见到铜容器。种种因素表明，到龙山文化时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将接近它历程的终点，文明社会的曙光已灿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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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对来说甚为整齐，大致包括今山东全境及河北省南端、河南省东部、安徽省东北角和江苏省淮河以北地区。这应该就是传统东夷民族的祖居地，也就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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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时海岱文化考古的积累成果，引起了各方面学者的浓厚兴趣，因为这些成果不仅对追述和探讨东夷民族本身的历史有着很高的实证价值，而且对重新认识和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远古和上古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一方面，考古定位使东夷文化的本来风貌逐步得以揭示和显露，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并仍在继续证明着它原是中国远上古集群文化和地域文化中最为古老、劲健、成熟的一支，东夷民族曾在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东夷文化本身也不是自我封闭型的，并非仅仅固定在海岱区域之内，它在自己的长期演进过程中，尤其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始终和周边其他地区文化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并对各地文化产生着极其生动、具体、广泛而深刻的渗透和影响。通过对东夷文化墓葬风俗和典型器物（尤其是陶）等传播路线的考察，可以知道东夷文化曾伴随部族迁徙而大面积地侵入和散漫到广大的中原地区，并由中原进一步西向波及渭水流域、南向波及汉水流域。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夷文化对百越文化的侵润几乎从未间断过，并以淮夷为中介，使东夷文化的许多先进因素沿长江流域西上和南下，又越过鄱阳湖地区及湘赣边境山地而进入岭南。东夷文化向东北方向的传播，则使燕山南北及辽东半岛的古文化显示出诸多与海岱文化极其亲和而相似的特征。国内外学者对东夷文化的覆盖范围还有相当宽泛的看法，认为它发祥于渤海湾两岸，广布于松花江、辽河流域到长江下游、杭州湾一线；其延展区和辐射带，则北可达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地区，西可至燕赵和黄河中游，东远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台湾海峡和某些南太平洋岛域，亦即所谓百越文化的大部及其扩延。更为开放的看法，则认为东夷文化不但是中国大陆本土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而且是整个环太平洋古文化的源头，它向亚洲东北部移动曾越过白令海峡而进入北美，向南洋群岛的散播则由南太平洋逐岛航行而抵达南美。相关的论说大都下及于商代乃至更晚起的东夷文化故事或传说，因此墨西哥湾沿岸古文化与商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关性，以及美洲玛雅文化与东夷文化的风俗比较等等，都成为热门话题。不管这些说法的规定性如何，注重东夷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并把它放到环太平洋古文化的大背景中作考察，仍可大大开阔东夷文化研究的视野，提供一些新的切入点。想来至少对这样一种论断是可以肯认无疑的：东夷文化乃是将中华本土文化以至欧亚大陆文化迁往太平洋区域的唯一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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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史料的积累和清理，也使许多旧有的神话传说史料重新活泼生动起来。把二者结合起来稽考推校，去伪存真，可以印证《尚书》、《易经》、《世本》、《楚辞》、《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大量古史记载的不同程度的可信性，从而也为认识东夷文化的历史地位提供一定的依据。照我们的看法，司马迁列入正史之首的“五帝”时代，正约略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典型龙山文化时期，即约在公元前２４００－前１９００年间，前后持续５００年上下。传世神话传说大都起于这一时代，唯有关太昊、少昊等传说还可提前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历史地来看，“五帝”时代前期，由于中华本土上氏族部落文化的充分成熟，曾引起一系列大规模的部落战争。这种部落战争是异常野蛮而残酷的，但它同时又从根本上打破了原始氏族制的全封闭体系，使几乎所有参与战争的大部落或部落集团发生急剧的动荡、分化和改组，从而最终导致了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民族融合的加强，部落大联盟一步步转化为多民族、大地域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又进而逐渐蜕变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姓族统治的王朝棗夏王朝。这里不能详述“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具体图景，粗略地说，当时角逐中原的主要势力是东夷、西夏、北狄三大集群。传说古史上的著名大部落，黄帝部及其后继者尧部落原属北狄，共工（鲧）部及其后继者禹部落原属西夏，其余颛顼、祝融、帝喾、舜及皋陶、伯益、蚩尤、后羿等部则属东夷。最早执大联盟牛耳的是北狄黄帝部，其次是东夷颛顼部，再次是由帝喾、祝融、共工部联合主盟，又次则是尧、舜、禹轮流坐庄。大致到舜、禹的时代，部落大联盟向姓族王朝蜕变的机缘已逐步成熟，然而禹并不是夏王朝的实际建立者。此后又经百余年的夷夏交争，直到传说的夏代第７位君主后杼征服广大的东夷地区之后，名副其实的夏王朝才算真正建立并巩固下来，而这同时也就标志着“五帝”时代的正式结束。这个宽泛意义上的 “五帝”时代，乃是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度的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初步融合凝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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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华夏民族的孕育以东部族群与西北族群的斗争融合为轴心。这一主导倾向，近世学者概括为“夷夏东西说”是有道理的，形象的说法是“龙飞凤舞”：西北族群的最高图腾是蟒蛇（蛙、鱼、龟皆其同类），东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燕鸟，两种图腾的神化便演变出中华民族普遍崇奉的理想动物龙和凤。此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鹿图腾，后来演化为与龙、凤并驾而位居第三的麒麟。在这一历史性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东夷颛顼棗帝喾棗舜一系实代表了当时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整个“五帝”时代，部落大联盟的中心活动区在今豫东北的濮阳与鲁西南的曲阜之间，古所传帝都大多在这一线周围，而山东半岛的潍淄流域和晋南豫西的汾洛流域则是这一轴心两端的发达区。中国文明初兴的一些重大特征，诸如国家政制结构的酝酿和形成，传统宗法建制的转换与重构，上古礼制的进化与茁长等等，无疑都是植根于农耕基础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于东夷文化。尤其是体现中国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文化，到舜为联盟大酋长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书·舜典》所记的行政措施及《益稷》篇所记的盛大乐舞场面皆是其证，夏、商、周三代礼制和朝廷大乐即皆以北为源头。近世所发现的留有大量青铜器物、带字甲骨和城市基址的殷墟，无疑可以看作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这一文明形态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从大汶口棗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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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史茫昧而多姿，追寻东夷文化的绚丽风采是格外引人入胜的。而自夏、商以来，东夷文化已明显地分为鲁文化与齐文化两大支。这两支文化本有着极相近的亲缘关系，但在历史源流、发展道路和总体风格上又很有些不同。鲁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早，到西周时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重农传统、严密宗法体系和发达礼乐文明，事实上均直承夏、商中原文化主统而来（“周礼”是这一主统的新起代名词），周人所加入的新因素并不很多。下及春秋时期，鲁文化精神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孕育出充实、质朴、谨严而趋向保守的儒学（以及墨学），其书史记亦重理性、轻玄谈、严肃枯索而不语“怪力乱神”。齐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晚，故尔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仍把泰山以东的“九夷”视为化外之民。然而自周初正式形成的齐文化，恰恰是东夷滨海文化的嫡传，它的经济基础以农、牧、渔、盐并重，宗法结构和社会组织相对松散，礼制观念亦相对淡薄，民俗风情复杂多样。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产生出空灵华侈、舒缓阔达而开放活泼的稷下学术，其文献精神亦崇物欲、尚智谋、浪漫生动而充满诡变神奇。简言之，鲁文化是典范的中原平原型，齐文化则属边地海原与中原平原的结合型。二者的分界大体仍在泰沂山系，而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也逐步被完全纳入到广义中原文化的范畴。这两支文化均源出内涵深广的东夷文化，其丰厚遗产经过先秦诸子的总结、整理、加工和改造，遂成为后世中国文化思想的两大干流。学者称“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微型”，其义足可玩味。倘得仔细追索东夷文化的历史行程，并进而描述齐鲁文化的全貌，则知东夷非夷，微型不微，其遗泽流惠于中国文化者至大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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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的部族首领颛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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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在上古时是颛顼(zhuan xu 专须)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区，故有“颛顼遗都”之称。有关颛顼的传说史书多有记载。相传颛顼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于若水(今四川省渡口一带)，实居穷桑，七母女枢因感“瑶光”而生，十岁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初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都于帝丘 (今濮阳县西南)。在位七十八年，寿九十八岁，号为高阳氏，列为五帝之一，死后葬于动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今内黄县三杨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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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这说明颛顼是位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他能根据不同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聚集财物，又以观天象，按日月运行而定四时(当时已有历法，称“颛顼历”)，并制定出各种礼仪制度，来教化人民，按时祭祀祖先和天地鬼神。他命重为南正，专管天地鬼神之事，命黎为火正，专管人间之事。因而颛顼时期，生产较前有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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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颛顼生活在原始社会晚期，氏族制已经解体，实行了男娶女嫁，人们有了家室，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已经过去。当时还规定些制度，妇女在路上遇见男人必下身内回避，不然要拉到十字大街示众，还规定兄妹不准结婚等。这说明母系氏族已让位于父系氏族，“父权制”已经确立，男尊女卑的观念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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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颛顼是上古时期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的部族首领，主要活动在冀、兖、豫一带。当时还有个强盛的部族，首领叫共工氏，他活动在太行山东麓冀州一带。共工氏力大无比，勇猛彪悍，欲霸九州，要与颛顼争夺帝位，於是就发动了向颛顼部族进攻的侵略战争。颛顼足智多谋，沉着应战，里哟内个神箭手羿作为先锋，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于打败了共工氏，共工氏逃到大西北(现宁夏)，怒触不周山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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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颛顼是传说中的神化人物，他有非凡的经历和超人的力量，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辖区非常大。据《准南子.时则训》载：“北方之极，颛顼、元冥 (元冥又叫玄冥，是管北方的水正官)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北至于幽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于蹯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真实一位泽被宇内，功德盖世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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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的起源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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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编前面有关章节已经述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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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 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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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方和“◆”“◆”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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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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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 ·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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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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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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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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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 “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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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慎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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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余，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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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与夏商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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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东方少昊集团许多部落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 “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 “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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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的东系，虽然与夏人一样是东西的两大系部落融合的复合型共同体，其与东夷的同源联系，确对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影响极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风渊源于东夷，从甲骨卜辞的记录看，用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到商的晚叶，卜辞中颇常见征伐人方、尸方的记录，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甚至认为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然而从西周初叶，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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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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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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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而徐最为强大，徐，嬴姓，渊源于少昊以鸟为图腾的集团，分布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县附近为中心的地区。《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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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然而无论是楚还是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华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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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的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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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东夷各部落与方国，到战国晚叶都已经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这个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历史过程，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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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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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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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 “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 ‘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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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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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大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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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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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东北夷，则在中国的东北继续发展，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指先秦东北夷的苗裔，其中肃慎发展成在古代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族称，当今有满族、赫哲、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民族的大族系。夫余的苗裔则有高勾骊继续在中国东北境发展，并且在公元5世纪中心移至朝鲜半岛，曾在邻国朝鲜建立高丽王朝。